話說五代十國時期，中國大地53年的亂世中，有幾十位帝王你方唱罷我登場，上演了一出出歷史悲劇。這時候，原為后周大將的趙匡胤從歷史中走出，他先是陳橋兵變，黃袍加身做了皇帝。緊接著又杯酒釋兵權，強化了中央集權。他的出現，不僅結束了唐代安史之亂以來200年藩鎮割據的局面，也為宋王朝以后的延續筑好了基業，因此，宋太祖趙匡胤是一位成功而有成就的帝王。這位軍人出身的帝王，不僅智勇雙全，政治上也還開明，他對待思想文化戰線，總的原則是兼容并蓄而為我所用，認識到佛教對封建統治也不無裨益。故他充許佛教的存在和發展，給以適當的保護。下詔對后周世宗時未廢毀的寺院，著手修復，留下來的要妥善保存。其中最重要的運作是，選派了157名僧人西行求法，尋求新穎的佛教思想，還組織刊刻大藏經，以充實和豐富傳統思想文化。他還下詔禁止大型的佛事活動，不允許僧尼夜集士女開展宗教活動，表明了他充許佛教發展，但要適度和有節制的態度，充分說明了宋太祖對待佛教的政策是明智之舉，也可說為北宋的佛教政策定了基調。
北宋皇帝和五臺山佛教，頗有因緣的是太宗、真宗和仁宗。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，據說從小由太祖一手拉扯成人，又靠著他母親和太祖的口頭協議，登上了皇帝的寶座。有的歷史家認為，宋太宗趙光義比趙匡胤要殘忍（趙匡胤及兒子趙德昭的死，還有弟弟趙廷美的死，均與他有關），但他執起政來卻寬松敦厚。這位非武人做天子的帝王，武功自然不怎么樣，但他在伐北漢這件事上，應該說還算不錯，徹底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。但當他回過頭來再次征遼時，果然就露出了馬腳，在高梁河的一場激戰中，被遼軍打得大敗，背上中了一箭，險些被擒。攻遼的敗績，對這位帝王影響極大，從此余悸驚夢，種下了軟弱的禍根。可見一個帝王的作為影響，對國家來說是多么重要。正因為宋太宗武功不行，只好一頭扎在文治上大做文章，據說弄得還頗有點建樹，還漸漸出現了些太平的景象。故這位剛愎自用的帝王，免不了時常用佛教來裝飾一下太平。
宋太宗即位后開始崇佛敬僧，第二年即改龍興寺為太平興國寺，第三年又賜天下無名寺額為“太平興國”。與此同時，他還設立譯經傳法院，御制新譯三藏圣教序，令人修撰了《大宋高僧傳》等佛教典籍，還令度天下童行為僧（即位期間，共度僧17萬余人）。此外，他還要求朝內文武大臣，也要尊奉和保護佛教，又大力敕建寺塔，在內殿建立道場。這位武功平平的帝王，在這方面卻身體力行，表現出了極大的熱忱。他和五臺山的因緣還有一段故事傳說：相傳宋太宗初即帝位，極想建立功業，故滅了北漢后，即乘勝北伐征遼。他帶兵進入五臺山，在南臺南的一座山嶺下宿營時，晚上忽見嶺頭出現了一圈白光，繼爾在光中看到一尊金身八臂文殊像。太宗驚異之極，想到征遼大隊人馬進入文殊靈境，佛菩薩慈悲，定是不樂干戈，因此顯圣。于是他伏地再拜，發誓護持莊嚴五臺山道場。又在嶺頭上插了一支御箭，命令士兵以此嶺為界，不準進入腹地，退兵繞道而行。南臺插箭嶺即由此而來。
上述故事雖系傳說，但和歷史實際也沒多大出入。據說當時宋太宗確實來過五臺山，他在剛剛收復晉陽之后，就在太原的平晉寺，詔見了五臺山鹿泉寺沙門睿諫，詢問了佛教圣地五臺山的情況，賞賜了睿諫許多財物，命他即刻將簡陃的鹿泉寺，改建為太平興國寺。《清涼山志》還記載了他平晉之后，五臺山真容院凈業大師，向他進獻《山門圣境圖》和《五龍王圖》。當皇帝正御覽之時，天空突然一聲巨雷，大雨瓢潑而下，太宗大驚。凈業大師說：“五臺龍王見駕，今二龍相會，故得瑞雨。” 宋太宗聽了大喜，遂賜號崇教大師，命為五臺山僧正。接著，宋太宗下詔：“五臺深林大谷，禪侶幽棲，盡蠲稅賦”。第二年（即太平興國五年），即敕令在五臺山重建真容、華嚴、壽寧、太平興國、竹林、金閣、法華、秘密、靈境、大賢十大寺，對五臺山佛教圣地，可謂是護持有加。
宋太宗扶植五臺山佛教，莊嚴五臺山道場，做得也很到位。他不僅免了五臺山的稅賦，還在派遣蔡廷玉等詔修五臺山十寺時，為保證建寺所需，特敕河東路有司運送給財物，又安排沙門芳潤擔任十寺僧正。十寺建成后，即賜額鹿泉寺為太平興國寺。太平興國八年（983），宋太宗還命太原、成都兩地鑄造銅鐘，分別賜于五臺、峨眉兩山。掛鐘之日，兩山各由梵僧十個，組成為首的奉迎銅鐘隊伍，一路洪鐘聲聲，聲聞百里，浩浩蕩蕩，顯示了帝王奉佛的排場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，宋太宗在所修的臺山十寺中, 選定了唐代時文殊菩薩顯圣的真容院為皇家寺院，格外優待。一是派中使，專門為真容院送來金泥書經一藏，命“每歲度僧50人，令事清修”。二是在太平興國五年（980），令內侍張廷訓，造金銅文殊萬菩薩像，安奉于真容院。淳化二年（991），宋太宗又命五臺山每年度僧50名，其中，規定真容院每年度僧20名，這樣，他在大興五臺山佛教的同時，也將真容院開辟為皇家道場，使其成為諸寺之首。由于皇帝的扶植，五臺山不僅寺廟重換了新顏，佛教也出現了蓬勃興旺的景象。
宋真宗趙恒，也是一位頗重文治的帝王。前期雖說忙于政事，也出現過咸平之治的小康景象，但他一手策辦的“澶淵之盟”，以巨額的經濟代價換取契丹、黨項的和平，無疑又給宋朝植入了弱軟的基因。真宗后期沉溺于迷信，廣建道場，祭天祀地，普度道釋童行，敬重佛法。他不僅自己著作（有《圣教序》、《宗釋論》等），還大開梵學進行譯經，還組織好佛的宰輔詞臣，如王旦、王欽若等為譯經潤文，在朝廷中掀起了一股崇佛的熱潮。他批準太宗七女吳國大長公主，還有密、曹兩王女及后宮30多人出家，其時全國僧尼達到46萬，其崇佛可說勝于先朝。所以，他對五臺山的佛教，也是護持有加。景德四年（1007），賜錢一萬貫，對真容院再加修建，并建兩層十三間大閣，賜額奉真閣，并設文殊像，其綺煥殊麗，眏曜林谷。天禧四年（1020），又降五臺山普度童行。接下來的仁宗皇帝趙禎，也很尊奉扶植五臺山佛教，他選中了五臺山高僧崇慶撰寫的《大藏經名》、《禮懺經》，命譯經院刊訂后頒行于世。又命善住院道高德重的和希法師為僧統（其弟子即為成覺大師），駐清涼寺（該寺在宋代設僧正司），賜號慈懿大師，管理全國僧尼事。由于這三朝帝王眷想靈峰，流光五頂，其時敕送五臺山的“天書玉札”，就達380多軸，“清涼之興，于時為盛”。當時全山有寺73座，僧人數量僅次于唐代，出現了唐代以后少有的興盛局面。
卻說宋代時，儒道釋經過長期的爭論斗爭，佛教中的一大批既通禪理，又具文采的禪僧脫穎而出，其禪學思想，影響著儒家理學的形成。經過五代十國社會動亂的士大夫階層，此時處于內憂外患和新舊黨爭的夾縫之中，感到世事難以預料，便紛紛與禪僧交接，自我陶醉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，就是王安石、蘇軾、黃庭堅、張商英等人，而張商英則是對五臺山的佛教發展，有過重大貢獻的一位居士。
張商英，字天覺，號無盡居士，今四川新津人，為北宋大臣，官至監察御史，后為徽宗時丞相，是當時士大夫階層中，一位典型的維摩詰式的居士。張商英魁梧灑脫，一表人材，膽識過人，辯才無礙。相傳他十幾歲到京城應試時，有位向氏預先夢見神人對她說：“明天迎接相公。”第二天，途經向氏家的張商英果然到了，向氏很是驚詫，便說：“秀才如果還沒娶妻，我愿意將女兒嫁給你。”張商英起先推辭，向氏便說：“你是怕考不中嗎？如果考得不理想，我也不會毀掉婚約。”張商英果然進士及第，便娶了向氏的女兒。
張商英進士及第，不久擔任主簿，一次他進入僧寺，看到寺里整齊的佛教金字金書，非常氣憤地說：“我孔圣之書，難道還比不上胡人經書那么讓人敬仰嗎！” 遂在晚上坐在書院，吮筆研墨，憑紙長嘆。夫人向氏叫他說：“官人，夜深了怎么還不睡覺呢？”商英說：“我正在寫《無佛論》。” 向氏說：“既然無佛，那還有什么可論的呢？你應該寫《有佛論》才對。”張商英對夫人的話，一時半信半迷，終于停筆。后來他拜訪一位同事，看到佛龕前的《維摩詰經》，打開一看，觸目的一句話是：“這病不嚴重，但也不會不嚴重”，便感嘆地說：“原來胡人的話也很好啊！”便向同事把這部經借回去閱讀，這時夫人向氏對他說：“你可以熟讀這部佛經，然后再寫《有佛論》了！”張商英對夫人所說甚感驚異，從此居然深信佛道。
這故事出自五燈會元，表面看去，張商英進入佛門，是由于夫人向氏的指點，實則是《維摩詰經》引力的使然。《維摩詰經》中所描述的維摩詰居士，是佛陀時代毗耶離城的一位大富翁，他精通佛理，辯才無礙，連文殊菩薩也要敬他三分。他家財萬貫，妻妾成群，但這么個安享富貴的人，在《維摩詰經》中，則被認為是入俗化人的大菩薩，因而歷來迎合了世俗貴族士大夫們的心態。張商英看中的，正是既能貪圖享受，又能出污泥而做佛，故而從此和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張商英做了居士后，喜歡談禪論道，虔誠學習禪典，先后拜訪從悅、大慧、克勤、報恩等禪師，由于他的佛學水平沒有達到一定高度，還鬧了不少笑話，但他佞佛喜禪，維護佛教，倒還專一真誠。
看破紅塵愛紅塵的張商英，一腳踏入仕途，就是在熙寧變法、元佑更化、蔡京專權中度過的。在新舊兩黨的激烈斗爭中，張商英往往慷慨放言，但又見機行事，表現出了他的不穩定性。他先是由章淳推薦，受到王安石重用，支持過王安石變法。但在舊黨文彥博的反對聲中，則稱王安